李大釗與毛澤東

    李大釗與毛澤東

    摘要:五四運動前后,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以歌頌十月革命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名論文,深刻而有力地影響了我國的一代知識分子,使他們逐步走上了馬克思主義者的道路。其中,最卓越的就是毛澤東。

    五四運動前后,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以歌頌十月革命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名論文,深刻而有力地影響了我國的一代知識分子,使他們逐步走上了馬克思主義者的道路。其中,最卓越的就是毛澤東。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上學的時候,從《新青年》等進步刊物上看到了李大釗寫的一些重要文章。其中,《青春》和《今》,給他極大的吸引和啟示。據周世釗說:毛澤東最熱愛《新青年》這個雜志,尤其是對李大釗的文章,他經常反復閱讀,摘抄某些精辟的段落。他從這些文章中,逐漸認識了中國不僅需要改造,而且還需

    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時的李大釗。

    要從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制度、風俗、習慣等各方面進行根本的改造。(周世釗《湘江的怒吼五四前后毛主席在湖南》一文,《五四運動回憶錄》上冊,第418頁)一九一八年四月,毛澤東從一師畢業前夕就和蔡和森等組織了一個革命團體新民學會。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毛澤東為組織和促進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事宜,第一次到北京。這時,原在一師教書的楊昌濟已在北京大學教書。經楊昌濟向李大釗推薦,李在同代理校長蔣夢麟商議后,即安排毛澤東到北京大學圖書館作助理員。于是在同年九月,經由楊昌濟的介紹,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辦公室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

    當時,李大釗已是積極推行新文化運動、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的領袖人物,但他和毛澤東卻談得很投契,經常在一起暢談。(伊云《毛澤東同志六十年前在北京的革命活動》一文,1978年9月20日《光明日報》)由于李大釗熱誠的幫助,使青年毛澤東深受教益。一九一八年十月中,李大釗介紹毛澤東加入了“少年中國學會”。(李璜《學鈍室回憶錄》,見張靜如等編《李大釗生

    平史料編年》第61頁)同年十一月中,李在會友中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指出中國革命的前途,就在于學習俄國共產黨。接著,發表《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著名論文。這些對青年毛澤東的思想產生深刻的影響。毛澤東還充分利用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有利條件刻苦讀書,努力學習十月革命經驗和馬克思主義書刊,開始初步探索解放中國的道路問題。毛澤東在回顧第一次在北京時的思想變化時說:這時,“我對政治的興趣越來越大,思想也越來越激進。”又說:“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第34、40-41頁)

    1918年秋,毛澤東同志從湖南來到北京,10月間到北京大學圖書館擔任助理員。他那蓬勃的革命思想,認真踏實的工作態度,深得李大釗贊賞。1919年3月,毛澤東同志離開北京去上海送別留法勤工儉學的同學,而后回湖南開展革命工作。圖為毛澤東同志(左4)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與鄧中夏(左5)等人的合影。

    通過在北京的接觸,李大釗對毛澤東非常囂重,據肖三《五四運動回憶錄》載:李大釗認為毛澤東是“湖南學生青年的杰出的領袖。”李維漢在《回憶新民學會》一文中也認為:在北京大學和接近北大的先進青年,“他們在李大釗同志的影響下,在五四前夜就已經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因而在“新民學會會員中,毛主席、蔡和森接受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道路最早。他們在五四運動前夕,就在李大釗影響下,開始學習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書刊。”(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一文,《五四運動回憶錄》上冊,第108、110頁)

    一九一八年七月,毛澤東在他主編的《湘江評論》上發表自己寫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在國內進步青年中引起強烈的反響。當時,“大釗同志對這篇文章非常重視,于十二月間寫的題為《大聯合》的短論,也運用了民眾大聯合的主張。”(《李大釗傳》第72頁)顯然,這是李大釗對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的有力支持,是對毛澤東這種新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充分肯定。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為了推動湖南反軍閥的革命運動,毛澤東代表新民學會又一次來到北京。他到北京大學看望李大釗。李大釗非常高興地接待了他,并向他介紹了正在籌備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情況,介紹了許多中文的共產主義文獻和關于俄國革命的書籍。其中有:考茨基的《階級斗爭》,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節譯本,一個英國人寫的《社會主義史》等。(《李大釗傳》第86頁;羅章龍《回憶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一文,《五四運動回憶錄》上冊,第415頁;黃真、姚維斗《李大釗的故事》第38頁)毛澤東后來回憶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所發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熱切地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極少數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本。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就一直沒有動搖過。……到了一九二O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第39、34、41頁)可見,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是與李大釗的直接幫助分不開的。

    毛澤東第二次在北京期間,還和李大釗等專門討論過組織赴俄勤工儉學的問題。一九二O年二月,毛澤東在北京寫給陶毅的信中就說:“我一己的計劃,一星期外將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長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徑名自修大學),預計一年或二年,必將古今中外學術的大綱,弄個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組一留俄隊,赴俄勤工儉學。至于女子赴俄,并無障礙,逆料俄羅斯的女同志,必會特別歡迎,‘女子留俄勤工儉學會’,繼‘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這樁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釗君等商量。”(《李大釗年譜》第174頁)這就表明,毛澤東和李大釗當時都向往著列寧領導下的蘇聯,熱切地期望有更多的青年志士到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去學習革命經驗。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二十日,李大釗和毛澤東出席了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的中心議題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決議,討論并確定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方針與政策。李大釗在會上表示擁護共產國際的決議,積極主張共產黨員參加到國民黨中去,以迅速組成中國革命的統一戰線。同時指出一定要注意保持黨的獨立性。毛澤東完全贊同李大釗的意見,主張實行國共合作,建立反對北洋軍閥的統一戰線。大會采納了李大釗和毛澤東等的正確意見,通過了《關于國民運動與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中國革命的歷史證明,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有力地加速了中國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統治的進程。李大釗和毛澤東共同為建立和鞏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作出了重大貢獻。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國民黨農民委員會討論決定,請毛澤東擔任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于是,毛澤東即委托在廣州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陜西省臨時黨部選派的代表魏野疇,立即去北京和李大釗、陳毅等,共同為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選派學員。于是,魏野疇帶著毛澤東寫給李大釗和陳毅的信,到了北京。當李大釗和陳毅看過毛澤東的來信以后,立即同魏野疇在北京、天津的進步青年中選拔學員。李波濤原來已和李大釗商定好,準備去蘇聯學習??墒?,他又突然接到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的通知。魏野疇專門找他談話:“去廣州要經過四海一洋,正好力挽狂瀾。鬧革命要趁熱打鐵,不能好高鶩遠。毛澤東同志擔任這一屆農講所的所長,他學問淵博,和我談論農民戰爭史和農民運動,很有獨特見解,此去定能學到不少知識。再說,你對農村的情況很熟悉,又善長編寫民歌,應當在鼓動農民起義上發揮作用嘛!”李波濤聽后,去請示李大釗。大釗對他說:“毛澤東同志的才學很好,你去后自然會體會到的。你還可以幫助他整理些農民戰爭的資料。我寫封信你帶去給他,希望他常給我來信。”同年九月底,李波濤畢業后準備離開廣州。臨行前,“毛所長把他寫給李大釗同志的一封信交給我,叫我回陜途經北京時面交大釗同志。到京后,我去見大釗同志,送交了毛所長的信件。大釗同志當即派我回陜北開展農民運動。”(李波濤《憶魏野疇老師》,見《魏野疇》一書,第82-84頁)

    領導中國革命要學習十月革命的經驗,又要立足本國,立足于發動工農革命運動,明確認識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在這些重大問題上,李大釗和毛澤東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毛澤東在主持農講所期間,特意將李大釗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寫的《土地與農民》這篇重要論文編入《農民問題叢刊》中,供學員學習和研究。這表明毛澤東對李大釗思想的高度重視。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六大工作方針》報告中,聯系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和老一輩革命家成長的歷史指出:中國從五四運動起,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轉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五四運動中,李大釗是代表左翼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見1981年7月16日《光明日報》)可見,毛澤東始終不忘李大釗對他的直接幫助和指導。

    責任編輯:周艷校對:總編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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